土壤健康是指土壤维持植物、动物和人类的重要生命生态系统功能的持续能力，其将农业科学和土壤科学与政策、涉众需求以及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联系起来。
过去土壤评估侧重于作物生产，而现今土壤健康也包括土壤在水质、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中的作用。然而，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但由于功能知识有限且缺乏有效的方法，量化土壤健康仍然以化学指标为主。本文即从此角度出发，论述了土壤健康的定义和历史，并与其他土壤概念进行了比较，同时概述了土壤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壤功能的测量指标及其与土壤健康指数的整合。科学家应把土壤健康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原则，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属性来衡量。
引 言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位于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交汇处，对于粮食生产至关重要，并且其对重要的社会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1世纪初期出现了土壤健康的概念，如今，这一概念已与新兴的“全球健康（One Health）”相关联，在“全球健康”这一概念中，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都是相互联系的。
土壤健康概念的历史
公众对土壤健康概念的广泛兴趣是有历史渊源的。尽管直到21世纪初期“土壤健康”一词才在科学和大众文献中经常使用，但将土壤生态系统比作有机体由来已久。正如歌曲、美术和表演艺术中所展现的，土壤常常是神话创作的一部分，人类与土壤也一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自18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就在土壤形成过程中引入了生物过程的概念，认为土壤生态系统和其他生态系统一样受到了危害，为土壤健康提供了基础。1979年，盖亚概念(Gaia concept)普及了自然是一个行星尺度的自我调节系统的观点，明确包括了土壤生态系统的概念，并超越了土壤仅是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壤生物过程的分析能力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2010年以来绘制的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地图。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要求将土壤功能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使土壤健康成为一个合适的平台。
土壤健康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从土壤质量中产生的，最初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最近决策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印度向1亿农民发放了土壤健康卡，一些大公司开始实施土壤健康方案，以更可持续地管理供应链。将土壤固碳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降低大气二氧化碳的一个主要途径，增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适当的土壤健康方案的政治紧迫性。2010年之后，土壤健康概念迅速得到采纳，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的灵活性，因此，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使用。
土壤健康的术语、概念和操作性仍在不断发展。现在，大部分机构（如美国农业部）将其定义为维持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存的重要生命生态系统的持续能力。其他一些相关概念，包括土壤肥力、土壤质量和土壤安全，也强调土壤在社会、生态系统和/或农业中的作用或功能。这些术语中最狭义的是土壤肥力，指的是土壤在作物生产中的作用。土壤肥力是由农民在田间规模进行管理，以实现作物经济高效的生产，完全聚焦于种植供人类使用的粮食、燃料和纤维。“土壤健康”来源于“土壤质量”，后者描述了土壤对农业及其相关环境的作用能力。因此，土壤质量包括土壤对整个生态系统中水质、植物和动物健康的影响。虽然二者经常被混淆使用,但其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土壤健康超出了人类健康的范畴，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地球健康）,而土壤质量通常侧重于与人类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
2012年引入的“土壤安全”是四个术语中最新和范围最广泛的一个，它包括了土壤健康。“土壤条件”用来描述土壤的可管理特性。土壤安全内涵包括获得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须与其他人权处于同一水平，因此经常在政策背景下使用，包括土壤管理的人类文化、资本和法律等方面。重要的是，土壤安全使人们能够将土壤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就像水和空气一样，而不仅仅是作为私有财产(如土壤肥力和质量)。我们认为必须把讨论中心转移到关于土壤在可持续性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上。
土壤健康包括与土壤质量和肥力相关的尺度、利益攸关方、功能和评估方法，并包含某些土壤安全的政策层面问题，而不仅仅关注作物生产或其他明确的人类利益。土壤健康概念的多维性使土壤管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应为考虑大量利益攸关方、功能以及时空尺度奠定基础。土壤健康框架(最初指土壤质量)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土壤管理中增加了亟需的生物学视角，以解决作物长期可持续性生产的挑战。生物视角对于扩大土壤评估和管理，以解决生物多样性、水质、气候、娱乐以及人类和地球健康等人类以外的问题也至关重要。
历史上，科学家们对土壤健康的概念感到担忧，这是由于在定义土壤健康上存在巨大挑战，须能对包括人类健康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通用的定量评估，造成这一挑战的原因包括土壤异质性、土壤管理的场地特殊性以及有时存在冲突或竞争需求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尽管如此，土壤健康概念的使用仍引起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关注。从这个角度，我们描述了土壤健康管理与植物可持续生产、水质、人类健康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概述了生物、化学和物理指标及其纳入土壤健康综合方法的现状，并主张在土壤健康评估中纳入更多的生物指标。最后，本文讨论了最近在测量和监测土壤健康方面的技术发展，以及土壤健康研究和管理的未来方向。
图1
土壤健康与土壤生态系统服务
土壤可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图1）,因此,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健康管理必须考虑以下三点：通过多功能管理以提高多种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土壤以改善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对另一种服务产生的积极的(协同)或消极的影响(权衡)；土壤健康管理应长期维持土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文简要介绍了土壤健康管理中考虑的四大土壤生态系统服务：植物可持续生产、水质控制、人类健康改善和气候变化减缓。
2.1 植物可持续生产植物生产是集约农业的主要目标，也是土壤健康管理的一个重点，因为它影响到水的使用和质量、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图1）。然而，从土壤健康的角度来看，仅通过使用农用化学品(主要是肥料)管理养分有效性是不足以优化植物生长的。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集约农业中用于增加植物总产量的一些管理措施对土壤健康有害。例如，对植物生产至关重要的生根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结构，而土壤结构则部分由有机质含量和整地决定。耕作中土壤压实会对土壤结构产生负面影响，且仅使用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相反，如堆肥、粪肥或覆盖作物)往往不足以恢复或保持土壤有机质的适当水平。因此，关注土壤健康应使土壤管理从依赖无机肥料扩展到采用有机改良剂和秸秆还田，减少耕作的机械影响，增加植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或通过等高线耕作(沿海拔等高线耕作)以及草带以减少土壤侵蚀。
除了管理植物生产所需的土壤理化性质外，土壤健康还需考虑到植物与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可以促进或抑制植物生长。促进土壤微生物以提高植物产量需要管理微生物的丰度和活性、群落组成和特定功能。例如，有机改良剂(如堆肥)可以通过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来增强植物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改良或减少耕作以提高有机质含量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从而有望提高作物的抗逆性。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减少耕作会降低作物产量，进而减少土壤有机碳含量。
2.2 水质
当雨水和融雪流经土壤时，土壤可能成为污染物的源和/或汇（图1）。这些污染物包括除草剂、杀虫剂、重金属、抗生素、激素、微塑料、病原体、多环芳烃、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此外，农业化肥使用造成的营养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或缺氧，促进有害藻华的生长，并对饮用水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土壤管理需在支持作物生长和水质之间进行权衡，这需要仔细考虑并综合多种管理策略。
为了维持良好的水质，需要进行土壤健康管理，从而将污染物和其他有害物质保留在土壤中，并对它们进行缓冲和生物转化。增加土壤有机质能吸附重金属和有机毒素，其中一些吸附作用几乎是不可逆的。使用缓冲区可以减缓硝酸盐、磷酸盐或农药污染向水体的迁移，例如农业区或人工湿地附近的植被过滤带。土壤生物可以将有机污染物，如常见的碳氢化合物甲苯，转化为无害的化合物。因此，作为土壤健康的关键属性，有机质含量和微生物活性均可改善土壤径流的水质。
城市土壤的土壤健康状况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但可能比农业土壤包含更广泛的污染物，而且许多城市土壤也被改造为可以迅速排水或完全不排水的程度。因此，城市土壤的土壤健康管理必须在消除地表径流与减少排水来保留水和污染物之间取得平衡。为了提供洁净的饮用水，可以利用生物滞留池和人工土壤以实现物理滞留管理与污染物生物转化的结合。
2.3 人类健康
人类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健康，包括但不限于土壤通过作物生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明显联系（图1）。作物类型及其营养成分也十分重要，土壤中微量营养元素的高利用率有助于降低营养不良，较高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提高作物的营养价值。除了这些相对普遍的特性外，作物的营养价值还取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其能够提高作物对微量营养元素的生物利用率，抑制土传植物病害，并且影响口感、食物储存和食品加工。
土壤也会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土壤污染物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灰尘、悬浮物或雨水污染农产品。一些化合物，如砷和大多数无机污染物，也可以通过植物根系被吸收并在籽粒或果实中积累。除非生物污染物外，土壤还可能含有致病真菌，其能通过产生真菌毒素污染植物果实，并在动物和人类中引起急慢性疾病。此外，土壤中生存着大量寄生蠕虫(蠕虫病)，这些寄生虫可以在人类胃肠道中存活数年，引起营养不良并导致发育迟缓。
虽然土壤是病原体的宿主，但历史上它也是医疗工业用于生产抗生素(如链霉素)的有机体的来源。大多数土壤微生物仍有待发现和鉴定，一些重要发现还可应用于人类医学。量化和管理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一部分，为阻止微生物物种灭绝以及未来的生物勘探保留了机会。
2.4 气候变化
土壤管理可以缓解或加剧气候变化及其对其他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如水质或植物生产。以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为例，将碳以有机质的形式固定在土壤中，可提高作物生产力和抗旱抗洪能力，进而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可通过增加有机肥或土壤改良剂的使用以及减少耕作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增加团聚并控制微生物矿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同时促进植物生长。然而，土壤健康管理需在气候变化和粮食生产之间权衡利弊。例如，施用氮肥增加作物产量的同时也会增加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的排放。这些实例突出了平衡土壤多种用途的困难，以及提供背景和目标对于土壤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量化土壤健康
量化在土壤健康和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土壤的多功能性（图1）和多样性要求将多个指标进行量化并整合为一个指数。一般而言，土壤健康指标可分为物理、化学或生物三类，但是由于许多特性反映了多种过程，这三类指标并不能完全划分界限。例如，土壤团聚是化学指标(如有机质含量)、矿物类型和/或生物活动的结果。同样地，植物有效磷也属于化学指标，但其主要是微生物矿化和植物吸收等生物过程的结果。因此,从许多方面来说，目前的分类(化学、物理、生物指标)并不是因果关系的反映(例如植物有效磷也是生物过程的结果),而是易于表征分析的对象 (例如磷酸盐是一种化学指标)。
土壤健康指标应满足以下四个标准：相关性，即与土壤健康及其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相关；灵敏性，变化快速且可检测，而不只是反映短期波动；实用性，成本低廉，周转时间短；信息性，即能为管理提供信息。目前65个土壤健康分析方案（包括土壤质量方案和土壤健康方案）中，有20%以上约有一半指标能满足四项标准，但一些重要指标并不满足。例如，总有机碳满足三个标准，但通常不会快速变化(不灵敏)，需要额外的指标，如更灵敏的有机碳组分。其他指标，如土壤质地或深度，不容易变化，也不容易管理(换句话说，不能为管理提供信息)，即使它们与土壤健康高度相关，但在许多方案中仍然需要时间密集型分析或实地测量。然而，这些无法管理的指标为土壤健康提供了背景，反映了土壤的潜力或容量，没有这些指标就无法理解那些可管理的属性。另外，还有一个重难点在于目前所列的生物指标中没有一项能低成本、可靠和快速地获得信息。关于植物生产的土壤健康评估通常包括总有机碳、植物有效养分、pH值、阳离子交换容量、电导率、渗透阻力、氮矿化和微生物生物量测试。土壤健康评估中有一小部分(少于20%)包括土壤团聚体、蓄水量和有机碳组分。为减缓气候变化而管理土壤健康也应测试以上参数，其中一小部分检测了土壤氮形态，这些测试应加以调整以提供有关潜在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包括一氧化二氮等）。与水质有关的土壤健康评估应包括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流动性养分、重金属毒素和总有机碳检测，这已经是许多土壤健康测试计划的一部分，但还应包括只是偶尔检测的团聚和渗透。这些指标中许多也应用于有关人类健康的土壤健康评估。
总的来说，目前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壤健康测试框架包括传统的土壤有机质、pH值和植物速效磷和钾的定量测定，一半以上包括含水量和容重的测试，有三分之一还建议对土壤呼吸、微生物生物量或氮矿化进行测量，以表征生物特性和结构稳定性。在90%的土壤健康评估方案中，化学指标至少占40%，表明化学性质对量化土壤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以来对植物生产的重视。事实上，目前最先进的分析方案（如土壤管理评估框架）重点关注的是作物可持续生产的指标。然而,欧洲委员会最近建议将土壤生物多样性作为土壤健康的六项指标之一。
即使某方案所使用的指标总数增加，生物指标所占比例仍低于20%。此外，尽管生物指标被认为对土壤健康管理很重要，过去十年来土壤健康评估计划尚未将更大比例的生物指标纳入其中。我们认为生物指标代表性较低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土壤生物如何与土壤功能相互联系的理解(满足“相关性”标准)，以及这种理解如何与管理决策相关(“信息性”)，并且较难量化生物指标(“实用性”)。这种认识的缺乏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也缺少生物指标（如作物产量、水质或生物多样性）。例如，在瑞士草地土壤中土壤生物多样性(微生物和动物)的减少与降低的植物多样性、三倍的磷淋失量和六倍的一氧化二氮气体损失量均有关。因此，迫切需要提高对生物指标和土壤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并寻找满足四个标准的评估指标，这也是土壤健康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
新一代指标
每个土壤健康目标都需要一套不同的监测参数，并在管理后适时地与参考状态进行比较。建议将20%以上的现有方法中均包含的指标作为实现管理目标的最低指标集。此外，建议在为每个管理目标评估土壤时增加额外的指标，特别是生物评估。例如，建议在土壤健康测试中更广泛地检测土壤团聚体、土壤渗透系数、蚯蚓丰度和有机碳、氮组分，并在植物生产的土壤健康评估中添加氮矿化酶活性的检测。建议将一些主要针对非农业土壤服务（如人类健康和水质）的新指标成为常规土壤健康测试的一部分，包括病原体、寄生虫、生物多样性、生物可利用毒素和流动性毒素(如二恶英、多环芳烃和微塑料)以及化合物和孔径多样性。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与气候变化功能相关的土壤健康指标的制定，如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固定，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取决于波动的条件(例如湿度和温度)，因此，特定领域或地区的温室气体通量不能通过一次土壤测量来评估。但是土壤固碳可以通过未受保护和矿物保护的土壤碳组分来评估土壤有机质的易变性，其也是土壤气候变化功能不可或缺的指标。该组分可以非常灵敏地捕捉土壤有机质性质的变化，但与矿化法或微生物生物量测定法相比，这种组分的变化较小，并且后两者可以进行明确的解释并用快速红外技术量化。现场测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高度动态时间过程的综合信息、基于生物反应器驱动的气体和溶质自主检测新一代传感器以及无线网络的一系列能量收集技术。
目前，有机体的(生物)、分子的(化学)和结构的(物理)多样性指标均未充分纳入或整合到土壤健康分析框架中，尤其是对土壤和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尚缺乏适当的土壤健康指标和实用的量化方法；同样地，对于土壤有机碳的留存和固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分子多样性和土壤结构多样性也仍缺乏研究。下一代植物和气候功能传感器技术可以为监测土壤健康随时间的变化提供急需的平台；最近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制图和类似的工作将为生物多样性校准提供背景和参考；应对近红外和中红外、超红外能量、声音、实验室芯片技术等快速筛选技术（对于土壤来说不发达的技术）加以改进，使现有的土壤健康分析更便宜和快捷；具有前景的生物特性观察工具或技术，包括电化学和生物传感器，是迅速崛起的新方法；被动取样器也可以并且应该用来量化对生物体有害的小部分有机毒素，而不是依靠对管理变化不够敏感或生态相关组分的总含量进行评估。总之，这些技术可以扩展对于生物特性的评估，包括土壤有机质的不稳定性、微生物、动物群落以及功能基因信息。
未来十年土壤健康监测的进展还应包括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不仅应包括土壤性质的空间信息，例如使用微波测量土壤含水量，而且还应通过数学模型评估与土壤功能相关的土壤管理办法，如目前已应用于土壤有机碳监测的模型方法。通过遥感进行快速和大规模的土壤健康筛查，应辅之以引导式小型机器人的探索使用，来评估通过远程或大规模评估通常无法发现的土壤热点和敏感性路径(如土壤裂缝和蚯蚓洞)。应当利用新一代电子技术实现廉价和分布式的传感器部署、快速数据传输、存储和处理，并利用计算机和智能电网领域的快速发展，开发用于土壤健康监测的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快速筛选、现场和远程监测技术将大大提高测量和管理土壤健康的能力，最终改善土壤生态系统服务。
土壤健康指数
由于土壤健康指标众多，科学家和利益攸关方都希望将这些指标纳入一个单一的测试评分或“土壤健康指数”中(注意“指标”和“指数”之间的区别)。然而，土壤健康指数相对较少；2020年编制的土壤健康数据库“SoilHealthDB”评估了500多项关于土壤健康和质量的研究，只有5项研究包括单一的土壤健康指数。这里讨论了在建立综合指数方面的一些挑战，以及在开发和应用时必须克服的需求。
5.1 挑战
从发布的屈指可数的指数数量可以看出建立土壤健康指数是很困难的，因为需要对包括分类属性在内的多个指标进行量化转换和加权，以便将它们纳入最终的单一评分。指标数值必须使用非线性关系进行转换，因为数值越高并不总是表明土壤健康状况越好。比如有机碳数值高确实是许多土壤功能的理想属性，但pH值应在一个中等范围内，并且土壤渗透力应相对较低，土壤健康综合评价将这三类指标描述为“越多越好”、“最佳曲线”和“越少越好”。在大多数现有框架中，测量值到评分的转换是基于参考数据集中实际测量值的分布。为了确定最终的土壤健康评分，通常所有的指标都同等重要。例如，土壤健康综合评价根据与该区域所有可用数据参考值的比较，为每个指标赋值0至100之间的数(100为最高值)。
虽然这些指数可以在大尺度上提供有用信息，但因土壤类型之间的固有差异造成偏差时，区域之间的比较是不恰当的，需要根据区域条件和需求仔细校正。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温带耕地土壤中，当黏土含量为40%时，1.5%的有机碳含量被认为是下限值，但当黏土含量低于10%时相同的有机碳含量则被认为很高。因此，某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低的确定取决于其黏土含量，应与黏土含量相近的参考土壤进行比较。土壤健康随时间变化的比较更有意义，可以将土壤健康定义为一种持续能力。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或稳定表明土壤健康状况较好，因为颗粒主要是由有机改良剂中的微生物产物结合到团聚体中。然而，即使没有有机质团聚体也可以形成，且不同土壤中团聚体的形成也不同——在没有有机改良剂的情况下，巴西的高岭石氧化土中会在几周内形成团聚体，而美国的伊利石软土中则不会形成团聚体。使用生物指标时，考虑土壤之间的固有差异尤为重要。例如，在横跨德国南北梯度上，土壤类型、土壤质地和pH值对细菌多样性的影响与土壤是森林土或是草地土的影响一样大。在相同地点，由于草原的施肥、割草和放牧管理或森林的各种造林管理而引起的细菌多样性变化也只在此特定地点可见。
尽管有这些注意事项，适当地比较土壤健康指标和指数随时间的变化，或与适当的参考数据集比较也可以用来进行评估，例如，减少耕作或增加堆肥是否会提高土壤团聚体和土壤健康总分。事实上，标准做法是确定土壤可提取养分含量的高低，或者将养分指标转化为用于某一作物的肥料量，同时识别其质地和矿物类型的差异，甚至可以利用肥料对特定土壤响应的信息。
5.2 需求
制定一个包括所有土壤功能的土壤健康指数需要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而不是只关注作物生产的指数。一个全面的土壤健康框架应包括并允许进行权衡，以达到最佳的总体功能，因为有时必须平衡多种土壤功能之间的竞争，例如平衡减少化肥造成的水污染的需要与优化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有效性的需要。这种权衡还意味着必须评估水质等非作物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与作物生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即使在综合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也很难量化。需要评估土壤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因为其能通过生产有营养的食物以及清洁的水影响人类，但关于二者谁更重要的量化标准尚不明确。
因此，全面的土壤健康指数应包括多标准决策分析，以量化和优先考虑土壤健康管理的可持续性成果。社会对不同土壤功能(如水质和粮食生产)的需求可能因利益攸关方和地区而异。在一份欧洲社会需求分析报告中，水质和食品生产通常被一同提到，尽管荷兰和比利时等人口密集的国家则比罗马尼亚或芬兰等国更重视水质和营养管理。土壤健康数据应使用交互式数据可视化来呈现，呈现方式可根据重点需求进行重新配置，这种交互式工具将有利于研究人员和利益攸关者确定土壤功能的优先级并做出决策。应更充分地探索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或博弈论等新兴数据分析工具，以量化土壤健康指标的影响，并确定水质或粮食生产等土壤功能的优先级。
与此同时，需要开发新的分析和概念研究方法，发掘土壤健康的系统特征，以便在监测土壤健康的同时了解土壤健康对土壤功能的影响。精确农业和数字农业正在利用其多种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扩展对土壤健康进行量化的途径。土壤科学和工程之间必须更广泛地合作，仪器和计算技术都是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的。例如，通过联合实验室进行土壤工程合作，将推动新的探测技术以及可以将复杂数据结构转换为简单应用程序的数据分析工具的发展，以供利益相关者使用。水科学、医学、心理学、哲学和其他领域需要参与到土壤健康的衡量和管理中，以反映土壤健康的全部功能，包括气候变化、水质、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促进在专业及行业会议上的讨论以及对下一代科学家的综合训练，将有助于促进相互了解，共同解决问题。
未来展望
土壤健康概念提高了对土壤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认识，满足了利益攸关方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需求，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对于农民、土地管理者、市政当局和决策者具有吸引力且可作为的平台。这一概念的多功能性使许多利益攸关方均能够采用并使之适用于其背景。通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联系，激发创新性土壤管理，使得公众就土壤健康中达成共识，并成为努力实现的目标。
科学家们正在就土壤健康的定义达成共识，并正在开发或改进量化土壤健康各方面指标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主要是关于其作物生产力功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生物和非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应该把土壤健康作为首要原则来建立知识体系，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属性来衡量。如此，土壤健康就可以更好地被确立为一个多学科支撑的科学领域，例如将具体学科的研究也列在“土壤健康”关键词之下。发挥土壤健康概念作为整合土壤功能的统一概念的潜力，需要所有有关方面的参与，特别是利益攸关方和科学家之间的共识。
由于土壤具有广泛的环境和社会功能，土壤健康应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一项公共利益。土壤健康量化标准的制定应由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牵头，如全球土壤伙伴关系(Global Soil Partnership)，必须就指标的适当类型、检测方法细节以及纳入指数制定国际标准。如此，一种综合的土壤健康指数应供地方、地区或国家司法机构和组织参考，以指导影响土壤及其功能的决策，从而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3017-020-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