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0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启动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拉开了中国大范围土壤调查的序幕。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前农林科科长芮思娄的悉心筹划和努力下，加州大学土壤学教授萧查理被聘请来华，成为了首位主持此项工作的西方学者。由于后续资金问题，金陵大学草拟了第一份全国性土壤调查计划，提请中基会补助。地质调查所则抓住机遇，结合自身优势，顺利承接土壤调查工作，在中基会的资助下创设土壤研究室，并与金陵大学密切合作，相继聘请潘德顿和梭颇来华。最终，地质调查所凭借成熟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了西方学者的作用，在短短数年内实现了土壤学科的大发展。

PART.1 卜凯与中国土地利用项目的设立

1915年，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不久的卜凯（John L. Buck，1890～1975）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安徽宿县进行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作为一名农业经济专家，他认为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关键在于进行一系列科学调查以了解农村的现状。1920年，卜凯受邀前往南京，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主讲农业经济类课程。次年，创建农业经济组。1925年，该组改建为农业经济系，为国内高等院校最早设立之农经系。教学过程中，卜凯深感贴合中国乡村实际之资料缺乏，开始指导学生进行农村实地调查，开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之先河，相继出版多地农业经济调查报告，取得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

1927年7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年会，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专家贝克（Oliver E. Baker，1883～1949）倡议研究中国土地利用问题。是年冬，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央秘书处干事康德利夫（John B. Condliffe，1891～1981）造访中国，寻求可能进行的项目。他在中国分会干事陈立廷等人的陪同下赴各地访问，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他在上海遇到了卜凯和芮思娄（John H. Reisner，1888～？），并对卜凯所做的农业经济研究颇有兴趣，随即赴南京金陵大学进行实地考察，对金大农经系所做的工作极为肯定，并决定就他所看重的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该系进行合作。卜凯立刻拟定了计划，由中国分会交由檀香山总会，提交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向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申请资助。

虽然太平洋国际学会为金陵大学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收集与土地利用和人口问题有关的社会和经济数据，但是如果不对土壤有所了解，就无法对土地利用进行充分的研究。因为土壤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故土地利用和人口状况受土壤质量的影响显著，在纯农业地区甚至可能是最有效的单一因素。要充分评估土地利用，就必须将土壤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进行考量。因此，进行大规模的土壤调查迫在眉睫。

然而如此大范围的土壤调查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不仅专业人员非常缺乏，调查经验更是极为不足。鉴于此，卜凯和芮思娄于1929年夏开始在美国寻找可参与该项目的土壤学家。

PART.2 萧查理来华与土壤调查项目的启动

1929年下半年，卜凯返回美国，开始为土地利用项目物色合适的专家，加州大学土壤学教授萧查理（Charles F. Shaw，1881～1939）进入了他的视线。

萧查理，出生于西亨里埃塔（West Henrietta），在斯塔基学院（Starkey Seminary）完成大学预科课程后，于1902年进入康奈尔大学，1906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并顺利进入美国农业部土壤局任科学助理。1907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农学讲师，1909年成为助理教授。1913年，任加州大学土壤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负责加利福尼亚的土壤调查，成果卓著。1926年和1928年夏天，应墨西哥政府邀请，他前往墨西哥进行土壤考察并协助培训了一批当地的土壤工作者。这样一个年富力强且拥有丰富田野经验的土壤学家，正是卜凯心中的合适人选。

萧查理成为候选人离不开另一位重要人物罗德民（Walter C. Lowdermilk，1888～1974）的大力推荐。罗氏于20世纪20年代在金陵大学教授林学，曾在山西等地做过多年有关土壤侵蚀与植被关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与卜凯等人在中国共事多年，1927年4月返回美国，随即进入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萧查理同在农学院。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与金陵大学农学院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罗氏一再向卜凯举荐萧查理，不仅强调“（萧查理）非常适合在南京工作，且非常务实”，还在给芮思娄的信中称：“萧教授对于这类工作极有价值。他在土壤学家中享有国际声誉，并且是土壤分类思想的领导者之一。此外，他还应墨西哥政府之邀，对当地的土壤调查员给予了特别指导。他具有国际思维，对在南京进行的此类工作持赞同态度。”

1930年2月萧氏来华主持工作，立刻投身土壤调查工作，对长江与黄河下游诸省的土壤进行了实地勘测，其范围南自浙、赣、湘之中部；北抵河南、河北之南部；东至海，西至粵汉、平汉铁路一线。除训练各区域的调查员外，还根据土壤母质、气候等因素，将中国土壤分为九个区，分别为红土区域、磐层土区域、淮河流域土壤、褐土区域、扬子中部受溢平原、扬子下游冲积区域、北方平原冲积土、黄河旧道淤积土、中部平原沙姜土。萧氏的工作为中国大范围土壤调查之始，在近代中国土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PART.3 “中国的土壤资源”调查计划与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立

1930年3月22日，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和农学院院长谢家声致信中基会请求补助，在第三章“所需补助事宜”中，第一条便是对土壤调查的需求，申请经费为“每年四万元，以三年为限”，并表示“国外对于该系调查土地利用之经费亦将视国内补助费之多寡而增减也”，并将萧查理负责拟定的调查全国土壤计划附文提交审议。这个计划应当是中国第一份详尽的全国土壤调查计划。

这个计划以“中国的土壤资源”为名，英文版约2000余字，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调查的目的、原因、详细工作计划、人员和费用。该方案解释了土壤调查与金大农经系土地利用及人口项目的关系，强调了在中国进行土壤调查的必要性，坦言目前外国专家在1930年的工作时间将“不足以完成土地利用项目中所需土壤部分的研究”，需要额外三年的时间才能更广泛地对全国土壤资源进行一次调查。萧查理在计划中建议以总体研究和特定区域研究为切入点，一方面对全国土壤进行一次概测，另一方面根据土地利用调查所需，对特定区域进行详细的土壤调查（夏季在华北工作，冬季在华中或华南）。

时任中基会董事翁文灏看到此份计划后，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替地质调查所争取土壤调查的主导权。其实，地质调查所开辟土壤调查这一新领域并非临时动议。早在民国初年，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之一章鸿钊在勾画中国地质事业蓝图时非常注意土壤学的研究工作，他强调：“农为邦本，自昔已然。而土性不明，则肥田乏术，人口日增，而收获日减，亦谋国者之所深忧也。是宜考地质，以明土性，而矿肥尤所必察焉。”他不仅在论述各国地质调查机构时谈到其中多有土壤调查事业，还建议实业部设立地质调查局，土性即为局内所设六课之一。而土性课所执掌之工作则包括有土性之调查、土性与植物之关系试验、矿肥之调查以及土性图与说明书及报文类之编制。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彭家元在20世纪20年代函询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有关土壤调查事宜时，得翁氏回信：“我国土壤尚无具体的调查，此事亦为本所职务之一，第本所创立未久，势难各事同时举办，鼎此时艰，尤只得逐渐进行，土壤研究尚容相机办理。”1926年，彭氏又在北京与谢家荣会面，谈及土壤调查一事，谢氏亦表示赞同，但谢氏表示此事事关重大，如无机构、经费、人才等条件，难以在短期办理。且各省地质调查所此时主要从事矿产和其他地质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萌芽时期，想要举办土壤调查，确有不少难度。由此可见，地质调查所一直认为土壤调查乃该所本职工作之一，只因时机不成熟，故只能将其暂时搁置一边。而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恰恰为兴办此事提供了一个绝好时机。

在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地质调查所最终如愿以偿。1930年7月在中基会上，翁提出由地质调查所主持土壤调查项目，宣称土壤是地球岩石风化的疏松表层，阐述地质工作兼野外土壤调查的便利性以及当时地质调查所技术力量和设备的有利条件，认为全国土壤调查应由地质调查所承办。最终翁氏的提案被一致通过。中基会通过的土壤调查案议决补助地质调查所土壤调查经费是第一年2万元，第二及第三年各4万元。此外，要求“三年内应聘请外国土壤学专家一人或二人，同时并注重本国人材之养成，以期三年之后，能继续调查研究。三年之内，地质调查所，应将土壤区域，作成略图。并择农业重要之地数处，作较详之调查，为以后工作之基础。对于农业关系，应约请农业专家，加入或合作研究”。无论是聘请外国专家（包括专家人选）和培养本国人才，还是调查时间与目标规划，从中基会通过的这份文件中都不难窥见金陵大学此前方案的影子。

金陵大学的土壤调查工作随即由地质调查所接手，该所立刻着手筹备组建土壤研究室，是为中国第一个土壤学研究机构。与此同时，萧查理协助卜凯工作期满，前往俄国参加第二届国际土壤学大会，7月22日他在“土壤命名、制图和分类”分委会上以在华研究工作为基础，作了题为“中国的土壤”（Soils of China）的报告，并提交了名为《中国土壤初步实地研究》的论文，这是有关中国土壤的系统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首次展示。返回美国后，他仍与芮思娄等人保持着书信往来，就中国农业推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芮思娄肯定和赞赏了他的出色工作，还专程致信加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哈奇森（Claude B. Hutchison，1885～1980）表示感谢。萧氏归国不久，他所编写的《中国土壤：一概观之实地考察》便于1931年2月在地质调查所创办的《土壤专报》（Soil Bulletin）第一期上以中英双文刊登。

PART.4 抗战前土壤研究室的国际化

按此前约定，萧查理的工作时限只有短短半年，故其甫到中国，卜凯等人就在考虑其继任人选。萧氏向金陵大学农学院推荐了加州大学土壤学博士、此时正在菲律宾大学工作的潘德顿（Robert Larimore Pendleton，1890～？），金陵大学在提交给中基会的报告中也提到潘氏来华的可能。地质调查所采纳了萧查理和金陵大学的建议，决定邀请潘氏来华主持大局。

潘德顿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事海外土壤调查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890年生于明尼苏达州，1917年获得加州大学土壤学博士，在读书期间就已完成多次土壤调查，毕业当年就以尤因基督教学院（Ewing Christian College）的土壤指导员身份前往印度，并在印度待至1923年。随后，他前往菲律宾工作，直到1931年受邀来到中国。1930年，负责土壤研究室工作的谢家荣致信潘德顿，正式邀请其来华工作，信中提到地质调查所未来数年的规划，重申了与金陵大学合作的意愿。潘德顿欣然接受邀请，于1931年5月抵达北平，他在萧氏工作的基础上，将调查范围扩及东三省、绥远、山西以至广东中部等处。

1933年夏潘氏工作期满，随即返回菲律宾。此时恰逢丁文江在华盛顿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7月中旬丁氏抵达华盛顿，受地质调查所委托拜会马布特，请其推荐学者来华协助进行土壤调查工作，商定由美国农业部土壤局派遣一名员工前往中国协助指导土壤调查工作。马氏按规定适逢退休，故向丁文江自荐来华，但因农业部为其办理了延期退休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中国之行，遂介绍梭颇（James Thorp，1896～1984）赴华工作。

梭颇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求学，后任职于美国农业部土壤局。他来华后将调查范围继续扩大到外蒙、陕、甘、宁、青、川、滇、黔等省，后撰成《中国之土壤》一书，由李庆逵、李连捷译成中文，1936年作为《土壤特刊》第1号刊出。全书共16章，附有插图95版及七百五十万分之一中国土壤概图。这是第一部较为全面介绍中国土壤的专著，是对抗战前土壤研究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和集大成之作，也是近代西方土壤学知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产物，是土壤学知识本土化的重要一环。

潘德顿和梭颇在土壤研究室前后主持工作长达6年，领导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土壤调查，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创造了多项第一，不仅率先完成了对中国大部分区域的土壤概测，编制了第一部全国性土壤调查报告，还绘制完成了第一幅1：750万的土壤概图。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者。在此期间，常隆庆、侯光炯、李庆逵、李连捷、周昌芸、熊毅、陈恩凤、朱莲青等先后加入研究室。他们从最先的跟随潘、梭二人调查学习，到后来独立考察和研究，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土壤学界的中流砥柱。梭颇之后，土壤研究室便未再聘请西方学者，开始了由国人独立进行土壤研究的新局面。

除了研究工作的推进和人才的培养，地质调查所还特别注重期刊的建设。土壤研究室建室伊始便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土壤学专业期刊——《土壤专报》（Soil Bulletin），主要刊登土壤调查报告。从1930年开始至1937年，共出版18号，每号刊登一个考察报告，用中英双语出版。此外，1934年还创办了《土壤特刊》，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基础原理、土壤与农业、土壤与地理、土壤分类、水土保持、土壤分析等内容。这一点完全源自地质调查所丰富的办刊经验，以《地质汇报》（1919）、《地质专报》（1920）等刊物为标杆，《土壤专报》、《土壤特刊》无论从体例、格式、日常运作等方面都有着绝佳的范本可资借鉴，加上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立刻成为了一块牢固的学术阵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两刊使用英文发表论文，且刊登的均为中国土壤学最新研究成果，故而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土壤学的一个窗口，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国际影响力，可谓当之无愧的国际化期刊。

PART.5 结语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科研机构也在谋求研究方向的拓展，地质调查所正是其中的代表。民国时期的地质调查所可谓蜚声海内外，是国内科研实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至20世纪30年代，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国际合作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地质调查所利用自身优势，在与金陵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争取到了中基会的资金，顺利接手金陵大学的工作，成立土壤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组建初期，承袭金陵大学的外籍专家人脉、土壤调查规划，充分利用外国学者的知识和经验，培养本土人才，搭建学术平台，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实现土壤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从萧查理到潘德顿，再到梭颇，这些西方“客卿”的来华原因各不相同，或因同事推荐，或因领导派遣，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中国土壤的研究兴趣，而中国这块土壤学“处女地”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学术生涯一定程度上也受惠于关于中国土壤研究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中外学术界无意中形成了一张互相关联的学术网络，共同推动了中国土壤研究的发展。这种跨越机构、跨越地区乃至跨越国家的学术交流体系为中外科学交流搭建起一座无形的学术桥梁，影响了民国时期诸多学科的发展。

原文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所有注释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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